文案/陈韵、冯俊华、潘赫 摄影：陈韵、潘赫 编辑/陈韵

生于1984的阳江青年冯俊华将在定海桥互助社，为去年9月王炜与郑宏彬在定海桥关于“实践论”的未尽话题接续与回顾。供职于广州的当代艺术机构黄边站与博尔赫斯书店，他如何将汉语写作问题置于艺术与实践的领域中推演？过去一年在广州、上海、杭州和西安四城的诗剧演出在他的工作脉络中如何展开并实现？“实践论”给副本制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变化？

副本制作文学机构创办于2009年2月。我们关注当代汉语及其在文学和艺术中的呈现，并试图推动相关的创作、交流和出版。

　　L：您所说的对于所要出版的作品和作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该如何理解？听说您最近和郑宏彬要发起一个叫做“实践论”的项目？

　　F：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是相互激发的回路，现代汉语和古典汉语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我觉得，从白话文运动到文革结束属于过渡时期，笼统地讲，这个过渡期的特点体现在写作者多少同时具备用白话文和文言文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在出路上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局限、唯一，但也造成了他们在语言上的不坚决。而文革以后，自足、安全的古典汉语就彻底断掉，没法指望了，可是新的感知依然在产生，甚至加速度地产生，有那么多动荡的情绪、思考、主题需要表达，不管是否乐意，写作者都不得不把这些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方面没有退路，一方面创造的需要逼着我们，精微和幽暗的事物逼着我们。我把文革后的现代汉语称为当代汉语，它的健康、成熟将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它会和我们时代的种种主题、现场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新的语言。那么，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副本制作”会倾向选择对此有自觉意识的作者。这个自觉也有两方面，一是对汉语的自觉，二是身为作者的自觉。关于后者，通过观察作者的日常就可以迅速地判断他的才能，他的美学结构和行为模式，判断他能走多远。需要补充的是，当代汉语与古典汉语并非对立或进化的关系，其次，创造力本身能够超越和刷新这些理解。

　　“副本制作”已经持续了六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对“创造力”“传播”“出版”的理解是有多种面向的。比如，一个当代汉语写作者的创造力并不只体现在文本上，有可能溢出，或者是我更感兴趣的一种情况，即他对自己关注的主题的深入建设，迫使他除了写作之外还要寻找其他的实践方式，也就是进入综合性实践。我想到做木刻讲习会的鲁迅，做乡村建设的泰戈尔，甚至种树的契诃夫，等等。出版是传播创造力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同样，书也只是一种形式，我不希望“副本制作”的工作到把某个作者的某本书做出来就结束了，这一形式中包含的创造力、观念、主题需要继续深究，所以我们会围绕它们做更多相关的、立体的工作。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我们能形成、检验、完善自身的结构，也能帮助作者形成、检验、完善他的结构。“实践论”是在这个思路下和郑宏彬讨论产生的一个事情，它关心和考察的，不是所谓的行动主义、“艺术家实践”，而是前面说的这种与当代汉语相结合的综合性实践。

　　——摘自《关于“副本制作”与“实践论”答刘玥涵的采访》，2015.11

副本制作的部分出版物

“实践论”第一回中，我们除了面临着如何理解“各种未来”与“王炜的三种诗剧”，理解当代汉语写作者溢出的部分和一种渊源久远的公共参与方式的当代重建，也需要借由它们提供的交叉的批判性阐释视角去理解构成“工地大陆”的观念史遗产，勘察综合性实践的当代地形。不安大于兴奋，这使“就近说明”自带了并非提前构思的临场感，而它的发生地，即成为展现“问题导向实践”及“实践认领问题”的循环剧场。“实践论”的动机包括了邀约及参与构建一种有可能回到切实、能动的现实政治的途径，从这些认识出发，我们着重于围绕工作坊拉扯出尽量平实的活动现场，还有与之匹配的文本。

王炜（右一）诗剧《毛泽东》西安演出后，2016年1月2日

“就近说明”展览现场，西安美术馆，2016年1月

激活的关键在于将其放回日常的公共场所，但又得有非日常的触扭使其被思考。因此首先要做的不是收集档案本身，而是构建这个场所。首先书店已经是比展览空间或档案馆日常得多的空间。然后我打算在里面做一个与路边和社区告示栏一模一样的告示栏放在书店里，把要激活的档案按照报纸的纸张和排版方式印出来贴在告示栏上。总之就是去掉它的“艺术”展览语境，缩短路径，另外私人“拥有”一个“社区”告示栏也是一件潜移默化挑战“公共”权威（很爽）的事情吧。（引自潘赫给陈韵的微信）